谢韬，湖南省醴陵市人，1968年出生，1991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学院，1994年从云南省经贸委下派到思茅市（县级市）任市长助理、副市长，1996年任中共思茅市委副书记，市长；1998年主持思茅市委、市政府全面工作；1999年12月14日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，2000年11月24日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：谢韬挪用公款和收受贿赂，判处有期徒刑11年。

    一石激起千层浪。一时间，谢韬成为云南人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。人们对谢韬一案倍加关注，不仅因为又一颗“政治新星”陨落，更因为他是云南省历史上最年轻的市长，同时堪称全国最年轻的市长之一！

    一个年轻的市长倒下了，他短暂的政治生涯留给人们的思考很多，从他身上折射出的是未能克服的道德弱点和未加节制的权力、金钱欲望。

热衷腐朽的“官”系学

1991年，谢韬从云南民族学院毕业，被分配到云南省经贸委工作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同一位省级领导攀上了亲，成了这位领导同志的乘龙快婿。很快，谢韬便从一个普通的办事员被选拔到领导岗位。

    谢韬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悟出了一个“为官之道”：当官不在你有多能耐，在于你有没有过硬的后台。他迷上了“官”系学，成天醉心于套人情、拉关系、走后门，把编织政治关系网看作是升迁和执政的关键手段。在普通人的眼里，谢韬的“背景”已经够深、后台已经够硬，但谢韬本人的“雄心”却超乎常人的远大。有一段时间，思茅市的老百姓难得一见他们的谢市长，因为他不是在省城昆明，就是在首都北京。他极力结交更显要的人物。当眼看可以栖上更高的枝头时，他便毅然决然地踹开了结发妻子——那个曾助他年纪轻轻就“官运亨通”的高干子女，向更高的枝头攀龙附凤去了。

    谢韬经常不在思茅市，但奇怪的是，电视里却仍在天天播放他马不停蹄下基层的新闻。原来，谢韬凡是外出跑官之前，便会带上电视台记者去工厂、农村、田间地头跑上一圈，让电视台一次性制作出好几条新闻，把几天的新闻都事先备齐。

思茅市的干部还记得，谢韬每次从省城或者京城回来，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召开一个会议，传达各种领导指示。谢市长在外的“活动”，事无巨细，都不厌其烦地加以炫耀，比如北京见了谁谁谁，在昆明坐了哪个省领导的车，省领导表扬了思茅市的什么工作，组织部给自己透了什么风，等等，都曾详细报道。他极力要使人们相信，他的身后是一个巨大的、深不可测的关系网。

    遗憾的是，谢韬的“背景”还真唬住了一些人。上面的人“不看僧面看佛面”，对他关爱有加；下面的人对他的吹嘘不仅不反感，反而争相去搭他这条“线”。权力来得过于容易，这位年轻的市长自恃有“后台”，渐渐胆大妄为起来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

惟我独尊的“权力欲”

    谢韬刚到思茅市挂职的时候，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、谦虚谨慎，但自从他26岁当上了副市长、27岁当上了市长后，就全变了样，狂妄自大、独断专行、虚报浮夸、惟我独尊的另一面渐渐地显现出来。

    对于谢韬来说，任何扎扎实实的基层基础工作都嫌“做工太慢”，升官要坐“直升机”，“政绩”也要坐“直升机”。谢韬做表面文章，搞“形象工程”的功夫算是到家了。1998年思茅市政府提倡市长们骑自行车上下班，以树立廉政形象。市政府为每位市长配备了自行车，请来电视台记者守在市政府大门口拍摄新闻，并一路跟踪谢韬拍摄，一时传为美谈。但新闻播出没几天，那辆作为“道具”的自行车就被谢韬不知扔到哪里去了。

    谢韬不仅自己求“政绩”心切，对待干部也大有“恨铁不成钢”之叹。他总对工作提出一些高不可攀的指标，一些乡镇、部门领导为了保住职位，只好迎合谢韬的喜好，纷纷虚报成绩，思茅市一时浮夸之风弥漫。

    思茅市政府系统和乡镇加起来正副科局级干部约有300来人。谢韬把自己当成了这300来人的“家长”，对他们想骂就骂，想撤就撤，想换就换。他最大的乐趣，就是看着这些干部像棋子一样被他在思茅市搬来搬去。

    据调查，从1996年至1999年谢韬停职前，整个思茅市任免干部多达1288人次，平均每年任免干部492人次，最多一天讨论任免干部70多人。有心人进行过计算：思茅市科级以上干部平均每人被变动过3次以上，有的干部一个月变动两三次。

    谢韬选拔任用干部从来不讲章法。有时为了提拔某人，他要求将其突击入党，指示强行通过，这个支部过不了就换到另一个支部去通过。有人从递交入党申请书到入党仅用了12天时间。谢韬的问题浮出水面后，上级有关部门对谢韬任用的干部进行审查，发现“假冒伪劣”不少；假文凭、假身份、假工龄、假档案、假户口等等，不一而足，全市共清查出31名“涉假”干部和“问题”干部。

一位当时的班子成员对谢韬这种乱用干部的做法提出异议，认为在非政府换届期间如此大面积地调整干部不利于工作。但谢韬十分自负，根本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。他妄自尊大地说：“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？天塌下来由我顶着！”

谢韬曾对思茅市一位资深老领导说：“你们老同志是靠能力和资历来树立威信，而我年轻，做不到，我必须靠不停地撤人、换人来树立我的威信。”谢韬之所以要连续不断地任免、撤换干部，目的是要通过把持干部的仕途命运来树立年轻市长的权威，也是为了可以安插亲信，培植个人势力。

拜金主义的“钱”途观

    谢韬不到30岁，权力、地位、声誉，什么都比同龄人抢先一步拥有了。但有一样还没有：钱。

    1994年，26岁的谢韬刚刚任思茅市副市长。当年12月的一天，谢韬找到造纸厂厂长黄某“借”钱。造纸厂的技改正盼着领导支持，黄某哪敢说不借？谢韬轻轻松松从技改资金中划出25万元，挪用了一年时间。

    思茅天都公司董事长李某一段时间同谢韬走得很近。1997年1月，谢韬带队赴深圳等地考察。临行前，他向李某叫苦：“要出差了，差旅费还没着落呢！”李某心领神会，当即将身上携带的1万元现金全部掏出来奉上。事后，李某让手下人虚开了一张1万元的发票，冲平了送给谢韬的这笔账。同年4月的一天，李某正在昆明学习，谢韬打来电话，要求帮忙为他在昆明的妹妹买一台电脑。李某自然又遵嘱照办了。

    1999年9月初，谢韬不知他的诸多问题已引起了上级部门的关注，还在毫无顾忌地捞钱。上级部门安排他到云南省委党校学习，临行之前，他还不忘将22张总金额9000多元的发票交由思茅龙生集团董事长朱某“处理”。9月25日，谢韬又打电话给朱某，说是要去外地“办事”，请他速筹一笔钱送来昆明。朱某不敢怠慢，当即用假名办了一张“金穗储蓄卡”，专程到昆明，亲手将卡交给了谢韬。

一个年轻干部，本应该洁身自好，远离金钱的诱惑，但谢韬却不甘于清苦，追求“钱”途，因为“钱”途而永远丧失了前途。